其次，二者的背景范式不同。
管理法、控权法虽然分处两个极端，但二者在坚持国家与社会的对抗性上却异曲同工，都承认公域之治是以国家为单中心，都接受一种强制性的国家管理模式，都认为国家与社会是一种对抗关系。如前所述，在他之前，软法研究者寥寥，且基本是在国际法领域。
第二，软法与道德规范等有区别又有联系。因此，罗豪才教授推己及人，相信这个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的，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所继承的，与现代法治精神相结合，可以更好地用于处理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控权论与后来平衡论视野中的控权论并不完全相同，可谓新控权论之萌芽。罗豪才教授认为：平衡论的基本主张是应当从关系的角度研究行政法，行政法上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配置应当是平衡的，运用制约、激励与协调机制充分发挥行政主体与相对方的能动性，维护法律制度、社会价值的结构均衡，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而变更搜索条件，全文：公共利益本位论+全文：行政法的结果为398篇，全文：服务论+全文：行政法的结果为366篇，全文：控权论+全文：行政法的结果为160篇，全文：政府法治论+全文：行政法的结果为75篇。
二、 软法与硬法的混合治理 罗豪才教授的另一重大理论建树，是创造性地将源起于国际法语境中的软法概念，运用于国内公共治理之中，[23]并敢为天下先地提出软法与硬法混合治理理论。传统文化中虽然缺乏法治的文化精神，但是也积淀了丰富的‘和合思想和有价值的法制资源。但也应看到，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中央对法律监督越来越重视，赋予了检察机关行政违法行为监督、行政强制措施监督、提起公益诉讼等新的监督职能。
[8]职务犯罪侦查权被认为是检察权的重要职权之一。对此，建议：一是强化检察机关内部协作，由侦查监督、公诉部门共同参与，协作配合，强化引导侦查的力量。[22] 有的检察建议明确规定收到检察建议的单位必须给予检察机关相应回应，如再审检察建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人民法院收到再审检察建议后，应当在三个月内进行审查并将审查结果书面回复人民检察院。在这种新情形下，检察机关应处理好减损和增益的关系[9]，直面改革的挑战，抓住改革的机遇，更多向公诉、逮捕、诉讼监督等业务倾斜，形成多头并举的工作局面，如检察机关大力推进提起公益诉讼工作，说明检察机关越来越重视民事行政检察工作。
三是对公益诉讼等新赋予的权力进行完善和规范。但由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意见的法律效力，以及对方不接受的法律后果、制裁程序和责任追究程序等，所以违法情况最终能否得到纠正，要取决于被监督机关是否接受监督并主动履行。
2.完善监察委移送案件的逮捕机制 目前，《监察法》对监察委调查终结的涉嫌职务犯罪案件规定为移送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提起公诉，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该类案件的逮捕程序尚未进行统一明确，由各地探索开展，各地的实际操作也不尽相同。因此，应对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检察权的变化有一个正确、全面的认识，分析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检察权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探索对检察权实行优化配置的路径，以更好地完善我国检察权的配置。[6]由此可见，伴随检察机关出现的是公诉权，而非职务犯罪侦查权。[9] 秦前红，《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载于《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5期。
对于第一、二点的衔接内容，可适用刑诉法中补充侦查程序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定。[8] 孙谦主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年版，第223-224页。调整后的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范围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侦查机关、审判机关、刑事执行机关的司法工作人员在履行诉讼职能中发生的职务犯罪行为，如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以及民主权利的犯罪行为，在监狱和看守所发生的与刑罚执行有关的职务犯罪行为，枉法裁判行为等。[21] 蒋伟亮、张先昌主编，《国家权力结构中的检察监督》，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年11月第一版，第196页。
[2] 如法国的检察权附设于行政权之下，德国的检察权则附设于法院。[12]第二，检察机关对于监察委案件证据的审查。
我国检察权的这一定位对于平衡各种国家权力、保证国家权力有效运转和确保公正司法的实现等起着重要作用。审查是发挥检察机关上承侦查、下接审判的居中把关作用，防止警察滥权和法官恣意，保证刑事司法活动严格依法进行。
敬大力，《关于检察机关职责问题的再认识》，载于《人民检察》，2017年第11期。[26] 秦前红，《两种法律监督概念的分野与行政检察监督之归位》，载于《东方法学》，2018年第1期。对此，建议：一是及时将公益诉讼试点工作方案和实施办法的有关内容转化为法律规定，为检察机关开展具体工作提供正式法律依据和构建完整程序。（一）检察权的分类及运行 推行监察体制改革后，有学者将检察权分为监督、审查、追诉三项基本内容，[17]认为如此分类符合法律授权、改革要求和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优化配置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前，职务犯罪侦查权与批准和决定逮捕权、公诉权、诉讼监督权都是检察机关的核心职权。注释： * 本文系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
各项权能通过行使审查权、侦查权、调查权后必然产生司法产品，主要包括批准逮捕或决定逮捕、公诉、提出检察建议、纠正违法行为。1.开展诉讼式审查逮捕工作 诉讼式审查逮捕工作是指改变以书面阅卷审查为主的传统办案模式，由检察机关召集侦查机关、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参与检察机关的审查逮捕程序，侦、辩双方就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事实、证据以及社会危险性等进行举证、质证和辩论，最后由检察官当场或者事后将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告知侦查机关、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和其他诉讼参与人。
[13] 《监察法》第33条：监察机关依照本法规定收集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调查人供述和辩解、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8.制定《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法》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主张法律规定得愈明确，其条文就愈容易切实地施行。
五是明确行政检察权的内容，把行政复议行为、行政裁决行为、行政调解行为、行政仲裁行为等行政司法活动，以及将检察机关对一般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审查监督权纳入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26]。目前《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的规定与此种观点基本一致，规定对于监察机关采取留置措施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对犯罪嫌疑人先行拘留。
行政检察监督权主要包括行政诉讼监督权、行政执法监督权、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权。此种做法的优点是在案件办理中监察委与检察机关的衔接自然顺畅，步骤简单清晰。同时，刑事检察监督权的概念也能较好地承载批准逮捕权、刑事公诉权等刑事领域的检察权。这引起了检察权的重大变化，因而有必要对发生变化的检察权进行研究并对其优化配置提出合理构想，如此有助于推进检察体制改革，有助于完善检察权运行机制，有助于有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检察权影响之分析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检察机关的反贪、反渎和预防职务犯罪部门转隶到国家监察委员会，由此引起检察权一系列的变化和问题。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没有改变检察权作为法律监督权的性质，原因分析如下： 1.职务犯罪侦查权并非决定检察权性质的根本因素 有学者认为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划转会使得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名不符实，从而改变检察权的根本属性，[5]这种观点其实是放大了职务犯罪侦查权在检察权体系中的地位。
如果因提起自诉，法院做出判决，需进行刑罚的，对已执行的那部分处罚措施应予以相应扣抵。案件范围主要限定在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一种是《刑事诉讼法》第15条第1款规定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不起诉案件。
[17] 该观点指出，监督是通过纠正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行政违法和诉讼违法行为，保证执法和司法活动严格依法进行（同时明确此处所指监督是狭义的检察监督仅，指诉讼监督以及新增的对行政权的监督等监督职能）。[14] 中国政法大学樊崇义教授认为监察委调查权的属性有三：监督属性、行政属性、司法属性，司法属性决定了在法律上监察委对职务犯罪的调查本质上等同于刑事诉讼中的侦查，如此便可适用刑事诉讼中对证据的裁判原则。
但大多数检察建议存在缺乏后续措施、监督刚性不足的问题。在公诉权的行使过程中，是否提起公诉是对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即案件整体质量的监督。除了立案监督、抗诉等个别事项有专门规定外，其他保障检察权行使的手段主要就是提出纠正违法意见和检察建议。[25] 详细内容见王祺国，《应当立一部法律监督法》，载于《人民检察》，1994年10月。
这一做法使该类案件的逮捕的法律关系更明晰、衔接程序更正当。[7] 郝银钟，《检察权质疑》，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为保障监察委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工作顺利进行，应尽快建立和完善检察权与监察权的衔接机制。三是赋予引导侦查意见建议适当的强制力，规定如果侦查人员对引导侦查意见建议视而不见，怠于履行职务，导致有关证据无法收集的，应追究其有关责任。
一是再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检察权的法律监督属性，最大限度解决理论争议，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体系。追诉则是检察机关通过提起诉讼的方式，监督公民和组织自觉守法，促进法效力的实现。